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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自多 海纳江河
惟学无际 际于天地
形上谓道兮 形下谓器
礼主别异兮 乐主和同……”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课堂上
59岁的数学教授苏德矿轻声唱起了校歌
台下的青年学生们应声而和
夏日微风吹进教室， 墙上树影斑驳
远处，一些师生正在布置校庆120年的活动展台
古雅的歌词
来自抗战时期，浙大西迁途中
竺可桢校长邀请一代儒宗马一浮撰写
此时正是1938年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
杭州失守后，浙大师生踏上“西迁”之路
期间，马一浮与竺可桢达成讲学之议
跟随浙大一路西行，沿途开办国学讲座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以此告诫青年学子
“树起脊梁，猛着精彩，依此立旨。”
两年多时间
浙大师生穿越六省2600公里路途
抵达贵州
物理系的玻璃仪器、米尺，无恙
运送的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无恙
而竺可桢
失去了结发18载的妻子张侠魂与幼子
张侠魂与竺可桢感情甚笃
一位出身望族的新女性，正直而有侠义之气
西迁途中因得痢疾，幼子与她先后不治
在浙大师生中，张侠魂享有很高的声望
为支援抗战，她甚至捐出了结婚戒指
竺可桢曾送给张侠魂一支自来水钢笔
张侠魂很是喜欢
入殓时，竺可桢亲手将这支钢笔放入棺内
全场呜咽
3个月后，西迁至广西宜山
竺可桢又送走了一位浙大校友——蒋百里
中午还在长谈，晚上心脏病突发而逝
战时从简
这位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开创者被就地敛葬
1947年迁葬杭州，竺扶棺大哭
“百里，百里，有所待乎？
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蒋百里病逝后半月
1938年11月19日
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提出浙大校训“求是”
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1943年秋考取浙江大学的李政道曾说
“‘求是’校训的熏陶，
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
得益匪浅。”
在宜山
日军发动专门针对浙江大学的大轰炸
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在日记中记载
有时一天就遇到空袭三次
找空旷地躲避，连饭都吃不上
“但大部分学生并不离校，皆卧倒在沟壑中。”
数学家苏步青
为避轰炸，在山洞里为学生举办数学讨论班
他说：“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
西迁至贵州湄潭后
为了增加口粮，苏步青开了半亩荒地
每天光脚挑粪施肥，人称“菜农教授”
同事王淦昌，一家七口
见此景也开始饲养奶羊
每天从家把奶羊牵出，拴在双修寺外草地上
然后走进设在寺内的物理实验室
做完一天的实验，再牵着羊回家
1941年, “羊倌教授”王淦昌
在国际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
发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由于战乱，没有条件用实验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
在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据此开展了实验
实验名为“王淦昌--艾伦”
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和考恩“接棒”后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破旧不堪的唐家祠堂里
谈家桢建起了生物实验室
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
竹管作导管、瓦盆做蒸发皿，挖地窖代替冰箱
只有在作细微镜观察标本和染色体时
才舍得用一用煤油灯，提高分辨率
这样的条件下
他在国际权威杂志《遗传学》上发表论文
《异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
引起极大震动
1944年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两次访问浙江大学
深感佩服
称浙大为“东方剑桥”
为国为民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和使命
浙江大学的历史上
走出过无数胸怀救国理想的志士仁人
在沉沉长夜中
试图为国家民族探索救亡图存之路
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第一个将《资本论》传入中国的马一浮
还有陈独秀、马叙伦、章炳麟……
1942年，浙大学生在遵义“倒孔（孔祥熙）”
竺可桢阻止学生游行无果
最后自己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的回答是：
绝不在于造就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
而是
“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浙大校史馆内
竺可桢赠送给张侠魂的钢笔不远处
摆放着一台高速摄影机
这是1964年浙大研制的
我国第一台250万幅/秒高速摄影机
1966年成功拍摄了我国第一套核爆炸过程照片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核工业
一批批科学家和青年学子离开江南旖丽之地
奔赴祖国的大西北
建设起我国第一座原子城
戈壁滩上 ，大漠斜阳
无数科学人才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这里
声名至今不为人知
王淦昌、程开甲、赵九章、钱三强、贺贤土、唐孝威等院士
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杰出代表
“不分昼夜作业在仪器旁，困了和衣随地打个吨, 饿了用晚餐留剩的食物充饥。难忘的1966年12月28日，晴空万里, 一声惊雷, 一朵灰褐色的蘑菇云在戈壁滩上腾空而起, 全场欢呼雀跃。两天以后，我们在百公里外的试验基地研究所大本营实验室，亲眼看到了核爆炸现场取回的高速胶卷的冲印结果，紧绷了几十天的神经才慢慢放松下来。”
——浙大教师赵田冬
（1960年考入浙大，1965年留校）
地下核实验
原来靠手控自动钻井机挖坑道
1970年，28岁的浙大教师路甬祥等人主动请缨
研究出全液压钻井机，后获国家大奖
路甬祥是1959级浙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社会上踊跃地“搞运动”时
路甬祥没有随波逐流
“那时有一个朴素的想法，
觉得知识和科学技术将来对国家肯定是有用的，
这个信念我始终没有动摇过。”
他和几个朋友躲进了实验室搞科研、写论文
实验室被封门后
设计、备料、冷加工、热处理
全部自己动手
1978年，科学的春天重回大地
路甬祥到德国做访问学者
德国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
而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
取得巨大成就引发德国液压界关注
两年研究生活临近结束时
导师热情挽留他
大公司高薪聘请他
在德方为他举办的挽留会上
路甬祥说：
“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参加了国家的复兴。虽然一天的劳累只得到几个土豆充饥，但你们并没有跑到国外去寻找舒适的生活。今天，我的祖国正处在振兴时期，也需要我回去。……如果一个人成功后不能为自己的祖国出力，那个人生活得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浙江大学校史馆内99位历史名人。
2017年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
光量子计算机研究成功
C919大飞机试飞成功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2016年升空
在这些重大科研项目中
每位浙大人，和其他院校的科学家一起
秉承120年来无数先辈的心愿
薪火相传，弦歌不绝
为人类命运，为国家发展，为民众福祉
竭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心力
这心力，
是浙大师生历经劫难
在抗战时期保护《四库全书》
所怀有的文明“守夜人”的一腔赤诚
5个月跋涉
从浙入闽，过赣进湘
库书终存于贵阳城北“地母洞”
春秋两次曝晒，历年无歇
如此6载，国宝万无一失
这心力
是常书鸿放弃在巴黎成为大画家的辉煌前途
一生孤守敦煌，在千里大沙漠中
为人类文明保存并研究敦煌学而献出的一片丹心
他曾昏倒在沙漠中
幸被石油勘探队一位工程师搭救
他说“我思前想后，我决不离开，
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1994年，常书鸿病逝
依照遗嘱，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
这心力
是邵飘萍立志“新闻救国” ， 一生疾恶如仇
与黑暗势力抗争到底的铮铮风骨。
他与蔡元培一起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第一期学习的有毛泽东、罗章龙等
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
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
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1926年4月26日
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
这心力
是浙大电机系1935级学生刘奎斗二度勇赴国难
暮年又为教育事业献出一切的奉献精神。
1937年他投笔从戎，参加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后回校复学， 1942年毕业
抗战趋紧 ，又加入远征军
1944年缅北瓦鲁班之役
攻破日军十八师团司令部，掳获关防(即印章)
刘盖印模向竺校长报喜
竺可桢将之张贴在学校布告栏里
1997年百年校庆
刘奎斗卖家产，两次共向母校捐赠260万美元
自己不留名，建楼"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
这心力
是新时期浙大教授为学生心无旁骛甘守三尺讲台
为民众扎根基层同喜共悲的一片深情
数学教授苏德矿授课生动幽默
很多学生因他爱上了枯燥的微积分
每次网络直播都有上万人听课
汪自强教授变身“老农民”科技扶贫11年
每个月都要去偏远山区教农民种甘薯、养蜜蜂
帮农民增收达10倍
八十多岁的原浙医大老校长郑树捐出50万元奖金
在浙大发起设立300万元“医德基金”
她说， 医生是救人不是修机器
传统医学教育有四个字“无德不医”
这心力
还是一位“拾荒老人”给杭城百姓留下的独特记忆
韦思浩老人
常在外拾荒，却是杭州图书馆常客
与该馆免费开放不拒绝乞丐现象一起成为“网红”
2015年底老人因交通事故不幸离世
人们发现他原来是一位教龄超30年的教师
长年化名捐资帮助贫困学生
还常写信鼓励孩子们
韦思浩1957年入学原杭州大学
因为历史原因，不久即回老家工作
58岁时取得浙江大学专科教育毕业证书
名校浙大，有无数成就显赫的校友
但从这位老人身上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教育的伟大意义：
培养一颗无论身处何地、始终仰望星空的
高贵灵魂
这也是深刻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
人文和科学精神的本质内核
1936年9月18日
竺可桢与新生谈话时，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给出的回答：
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
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
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
而不在享受。
百廿回眸，当永纪之。
本文来源：新华社
撰文：方益波、余靖静
供图：王定昶、浙江大学校史馆、网络
参与策划：王怿文、张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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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27岁的浙大建筑工程学院硕博连读生宋明亮有一个答案。
就在这个春天，他做好决定，毕业后告别杭州，告别西湖。
这个家中的独子，还决定告别生活在江苏的父母，和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东部省份说再见。
他选择了离家数千里的陕西省城固县，到这个国家连片贫困地区——秦巴山区，做一名基层公务员。
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的一个咖啡吧，宋明亮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但不是一个匆忙的决定。
这也是他对一个问了他无数次的问题的回答。
五年前，宋明亮开始直面这个问题。那时，他从武汉一所大学的本科毕业，收到了浙大的研究生入学录取通知书。通知书最上方印着这样一段话：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问问自己：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
竺可桢
宋明亮第一次知道了竺可桢校长，知道了那是81年前，竺校长在1936年浙大秋季入学仪式上发出的提问。
在浙大求学的五年，宋明亮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五年。
他也不断地通过社会实践寻找答案。2013年，他利用周末，坚持为杭州市郊的留守儿童义务支教6个月。2015年，他去浙江平湖市独山镇，4个月，踏访十多个村庄，收集大量第一手基层工作资料。2016年，他到四川宜宾开发区，调研建设领域民工工资发放问题，历时40余天。
他也不断地从老师那里寻找答案。学业导师董石麟院士的朴素、细致和严谨，副导师苏亮副教授对学生人生理想的呵护，他体悟到了。
宋明亮坦言，他想好了，在自己精力最好的时光，他将踏踏实实地服务西部基层群众。他感到特别幸福的是，他的女友，一个浙江余姚姑娘，浙大建筑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决心毕业后与他一起，同赴陕南工作。
他描述自己最理想的状况是，几十年以后，能在乡村办一所学校，教书育人。
2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你走进浙大时，你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叫阮俊华的浙大老师在给出答案前，这样告诉我们。
立德树人，这是这位浙大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给自己的人生定位。1995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1998年并入浙大）的阮俊华，留校当过辅导员、团干部，早年到一个县做过3年的挂职干部。
他用18年的坚持，对自己的答案做了一个注脚。
自1999年始，阮俊华创建了“绿之源”“绿色浙江”“银丝带”“黄土地”“红领计划”“青年博士志愿讲师团”“紫领计划”等项目，向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传递责任担当和公益精神。他把这一系列公益育人平台命名为：彩虹人生。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2010年12月至今，他在新浪博客网上，提前公布自己每周每日的工作时间，让学生了解他的具体时间安排，尽最大可能方便学生。
浙江大学校园
10年前，他创立“强鹰计划”，探索“导师带徒”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模式。如今，这个育人平台汇聚了130余位企业家、50余位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创业实践导师；吸收了888位浙大学子为学员，推动了100余位学员走上创业道路。
鹰，一只展翅飞翔的鹰，是浙大的校标。它寓意着浙大人的搏击、刚健。
今年4月30日，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学习或工作在纽约、硅谷、伦敦、墨尔本、东京、新加坡的“强鹰”人，不远万里，回到浙大校园，共庆“强鹰计划”十周年。
那天，年轻的“鹰”们，在浙大校园喊出一个豪迈的口号——
“从此你我像鹰，放眼寰球，志在天下！”
3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竺可桢校长向全校师生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国并非一个太平的国，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
2017年春天，我们参观浙大校史馆，站在浙大西迁路线图前，想象着当年的艰苦卓绝：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竺可桢校长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有一座叫遵义的小镇，那里可以见到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的浙江大学。遵义的房屋不足以容纳整个学校，浙大只能把校舍安排在年久失修的寺庙里，而那些科研人员居住于湄潭——遵义以东75公里处的一个美丽小镇……德高望重的学者，如院长们，尽管上了年纪，在不得不外出时，必须攀上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
这是当年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考察浙大后写下的文字。他对浙大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学术气氛之浓、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浙江大学校园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先辈们做出了示范。
一批批新浙大人，站在西迁图前沉思。
一批批浙大学生，会选择假期重走西迁路，奔赴遵义、湄潭，怀念，或寻找，理想和力量。
陪同我们参观的年轻老师江宁宁，指着照片上的湄潭，如数家珍。当我们诧异她怎么如此熟悉那遥远的地方时，她解开了谜底。
江宁宁是浙江舟山人，2009年，从浙大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她决定去支教一年。目的地是：湄潭。
那年夏天，8月中旬，浙大第3批赴湄潭的支教团——一行五人，乘火车从杭州出发，26小时后到贵阳。随后，他们又坐汽车去湄潭。汽车在大山里钻了4小时。
海边来的江宁宁，第一次见识了大山的险峻。长途汽车急转弯时，看到窗外的万丈深渊，心都吊在嗓子眼。
到了湄潭，告诉出租车司机，去当地中学。司机就问，你们是浙大的吧？这问声中的亲切感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至今难忘。
小镇有竺可桢广场，有求是路，有求是高级中学。多熟悉的地方啊，虽然是第一次来。
让江宁宁记忆最深刻的是，她们去湄潭附近一个村小送衣被。那里只有十几个学生，一个老师。大冬天，江宁宁穿羽绒服，仍感到寒意。但那里的孩子衣着单薄，鞋子是破的，袜子没有。问老师需要什么，说还缺一架电子琴，上音乐课需要。
江宁宁说，湄潭支教一年，让她对这个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对自己应做什么样的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4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陶然，浙大中文系教授，每周二的晚上，在紫金港校区给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讲唐诗宋词。他给同学们讲李白、杜甫，讲陶渊明，讲苏东坡、陆游，在潜移默化中，让大家知道，做怎样的中国人，做怎样的中国文化人。
在浙大，陶然的《唐诗经典研读》《宋词经典研读》《宋词研究》，是最受学生欢迎的通识课之一。有学生说，在浙大，想听陶教授的唐诗宋词课，就看你能不能“抢”到课了。
这是浙大人文教育传统的回归。
浙江大学校园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竺可桢主政浙大期间，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科生去听微积分、物理学，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通识教育，是竺可桢的重要主张之一。他在浙大一手抓科技教育和专业训练，另一手抓人文教育与精神涵养。他延揽了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等大批杰出科学家来浙大为学生传授自然之道，更礼聘马一浮、梅光迪、张荫麟等文史大家为学生开启心灵知识，提示社会之理。
“一所好的大学，要引导学生去追求超越个人感官经验的科学精神、历史理性和人类情怀，它必须要肩负起追求学术真理、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和砥砺思想方式的多重功能。”浙大副校长罗卫东在《大学通识课程系列教材》的总序中写下这段话。
罗卫东在序中写道，浙大作为中国最具综合性的大学，理应既注重学生的专业训练，更注重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素养、独立的思想人格、广阔的历史视野。
这就需要通识教育。
浙江大学校园里的学生
十多年前，浙大开始构建通识课程体系。2010年开始，浙大成立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重点建设一批通识核心课程。《先秦诸子导读》《唐诗经典研究》《文学与人生八讲》《希腊哲学的精神》……今天，浙大学生可选的通识课超过60门。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从浙大毕业十余年，杭州市温州商会秘书长陈光秒回忆起浙大时，脱口说出这句在浙大深深影响他人生的话。
这些年来，这个温州来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影响着身边的温州商人：他组织商人们做慈善，帮助年轻人创业。每天忙忙碌碌，但乐此不疲。
这个名字中有光的浙大校友，在浙大读的是光学，大学期间就发誓要让自己的人生发出最亮的光。在校时，他就把大把的时间用于公益，服务同学。大学生活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连续几年参与组织浙大学生的毅行活动。
浙大毅行，始于2002年，由学生自发组织，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创始人是谁。从开始的几百人，到后来的上千人，再到最高峰时8000多人。经典路线是，从玉泉校区出发，沿着西湖群山的山间小道行走，一直走到钱塘江边的之江校区，走完全程需6至8小时。
如此规模的毅行，或许是浙大学生集体创下的世界大学之最。
5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菲利普·克林教授，一个美国工程院院士，不远万里，来到浙大，成了浙大人。他在解释来浙大的原因时，隐藏着一个答案：
“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能源、环境等共同问题并无国界之别。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西高校的强强联合，共同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培养对东西方融汇贯通的杰出人才。”
2016年8月起，菲利普·克林教授开始全职担任浙大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联合学院的执行院长。他的工作地点在浙大海宁国际校区。
2013年2月，浙大决策层作出建设国际校区的决策，目的是进一步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
从浙大本部紫金港校区出发，沿沪杭高速往北，一小时车程后，到达海宁市。崭新的浙大海宁国际校区，就坐落在这个城市的郊区。穿行在以红砖为主基调的钟楼、书院、长廊等古典风格校园建筑里，不时可见各类用中英双语书写的学术海报，学术气息和国际氛围扑面而来。
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
新校区旨在引进世界一流名校。2016年，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分别和浙大建立了联合学院，开始招收生物医学和工程学本科生。双方约定，共派管理人员，共派教学团队，共同制订并实施师资招聘方案，共同制定国际生招生策略和课程计划。
中外合作方还约定，联合学院学生全部在中国完成学业，无需留学，毕业后双方均授予本科学位证书。
“如果说，19世纪，德国的高等教育影响了世界；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影响了世界；那么，21世纪，什么模式会影响世界？”浙大校长助理、海宁国际校区党工委书记傅强告诉我们，浙大希望在充分引进世界名校优秀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探索中西方融合的新的教育模式。
2017年4月8日下午，我们在参观“洋气”十足的浙大国际校区书院时，在一间阅览室，偶遇两位大一学生，来自山西太原的徐子洋和来自浙江温州的陈浩楠。
他俩是浙大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联合学院的学生，工程学专业，菲利普·克林教授的弟子。他俩正在预习，桌前摆着全英文的教科书。
我们只是随口问，在国际校区，最有印象的一堂课是什么？
两人竟不约而同地说，是不久前关于竺可桢校长一段话的课堂讨论。
见我们疑问，他俩索性当场背诵了这段话：
“大学教育的目标：绝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这是1938年，浙大西迁途中，竺可桢校长在新生的开学典礼上说的话。
两位年轻的浙大学子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老校长竺可桢，107年前，飘洋过海，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留学。
竺可桢校长如果活到今天，他应该会欣慰，一个多世纪后，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他的母校愿意在中国大地和浙大一起办学，培养融汇中西的人才。
6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其实，这个问题已问了浙大人120年。
120年前，浙大创立的时代背景，就给出了答案。
1897年，浙江巡抚，一个叫廖寿丰的地方政府长官，经过深思熟虑，提笔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报告了他和杭州知府林启及一批地方乡绅创办求是书院的计划。
是时，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中国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困境，社会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探求救国之策。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冀以振兴中华，是当时社会舆论的最强音。
从求是书院到浙江大学，120年来，校名几经变更：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
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是浙大的校友：1898年春，这位未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北大文科学长，考进了求是书院。
陈独秀
很少有记者知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邵飘萍，这位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也是浙大的校友：1906年，他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
120年来，从浙大走出的名家英杰，群星璀璨。
2017年春，浙大校长吴朝晖，在紫金港校区和我们短暂叙谈。他说，浙大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缩影。他坚信，不远的将来，浙大一定是世界一流大学。面对这位在浙大学习、工作三十余年的校长，我们相信，浙大的文化，浙大魂和神，已融入他的血脉。他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但语气坚定地告诉我们：
浙大，决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浙大人，要做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延伸阅读来源：新华社
记者：张奇志、余靖静
本文编辑：姜舒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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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8 09: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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